拼多多发布2018年Q3财报 活跃买家同比增长144%

11月20日,拼多多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12个月期间,平台GMV达3448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86%;年度活跃买家数为3.855亿,较去年同期增长144%;平台移动客户端平均月活用户数为2.317亿,较去年同期增长226%;活跃买家年度平均消费894.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9%。2018年第三季度,平台实现营收33.724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679%。

2018年第三季度,拼多多实现营收33.724亿元,同比增长679%,较Q2环比增长24%。收入增长主要源自在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的强劲增长。当季,拼多多在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为29.74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27%。基于这部分收入的增长,拼多多当季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为2.497亿元,去年同期的该项数字为负6.821亿元。

拼多多 Q3的营收基本与销售支出持平。当季,拼多多投入品牌推广、广告及促销的销售费用为32.30亿元,其中包括平台投入电视广告等费用。

由于平台业务量激增,拼多多Q3人力投入、云服务、呼叫中心支出和商户支持等成本增加,但基于线营销技术服务收入的增长,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平台Q3的亏损收窄至7.9亿元。计算股权激励等成本的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平台亏损为人民币12.695亿元。

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拼多多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和短期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25亿元。

不养猪的互联网企业不是好企业?网易、阿里之后,京东也要“智能养猪”!

图片来源:摄图网

继网易、阿里参与养猪这项传统产业之后,京东也宣布入局。在11月20日召开的JDD-2018京东数字科技全球探索者大会上,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技术研发部总经理曹鹏正式发布京东农牧智能养殖解决方案。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整个中国养殖业应用这一解决方案,每年至少可以降低行业成本500亿元。

曹鹏介绍,通过整合神农大脑(AI)、神农物联网设备(IoT)和神农系统(SaaS),独创养殖巡检机器人、饲喂机器人、3D农业级摄像头等先进设备,打通养殖全产业链,可真正实现农牧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互联网化,帮助大中型养殖企业降低人工成本30%以上,节省饲料8-10%,缩短出栏时间5-8天。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整个中国养殖业应用这一解决方案,每年至少可以降低行业成本500亿元。

曹鹏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李德发共同宣布“京东农牧院士研究院”正式成立,旨在建立智能养殖新规范,树立行业标杆,助力农牧产业升级与发展,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标。

李德发院士表示,“全世界二分之一的猪都养在中国,中国现在有七亿头猪,但是我们中国养猪业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养一头猪的成本,相当于美国养两头猪,即便加上美国把猪肉运到中国来的税收、运费,他们的成本还是比我们低。”

李德发院士介绍,养猪生产中的生长速率、繁殖性能、猪肉品质、料肉比例等关键环节都与智能化息息相关。作为京东农牧首个落地项目,中国农大与京东农牧联手打造的“丰宁智能猪场示范点”,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能力实现猪场精细化管理和科学自主智能化决策,让农牧业实现万物互联。

女研究生来深租房被骗,牵出黑房东黑中介团伙,八百多人受害

都讯 记者程昆 通讯员宋卓远 吴延梅二手“黑房东”勾结“黑中介”,通过欺骗、刁难、威胁等手段,恶意骗取、肆意克扣租客租金、押金。日前,深圳龙岗警方经过五个月的深入调查,一举打掉了这个强迫交易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初步核实案件30余宗,受害人800余人。目前,5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微信群中,团伙成员晒“成绩”。

犯罪团伙账簿记录租客信息。

收网行动抓捕现场

典型案例:涉世未深学生来深租房被蒙骗

今年的八月份,在香港读研的小娜(化名)计划来深圳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她在58同城网站上检索,一套租金比周围均价低很多且设施完备的出租房让她十分心水。联系后,对方以“房源紧张”为由,让小娜缴纳了650元看房押金。熟料看房当天,租金由650元上涨到1600元,如果不签约入住,那事前缴纳的押金也无法退回。在对方的软硬兼施下,小娜无奈签订了三个月的租房合同并住了进去。

一个月后,实在无法忍受高昂的租金以及破旧的硬件设施,小娜选择报警求助,并最终搬离了这个“伤心地”,缴纳的1600元押金也有去无回。

像这样的案例只是犯罪团伙罪行的冰山一角。初看之下好像是租房合同的经济纠纷,但实际上确是二手黑房东勾结黑中介强迫租客交易,并通过欺骗、刁难、威胁等手段恶意骗取、肆意克扣租客押金的违法犯罪行为。

虚构房源信息吸引租客步步入“坑”

专案组经深入调查,发现团伙成员刘某名下有多栋承租的城中村居民楼,分布在龙岗坂田、横岗和宝安等地。刘某将这些居民楼租赁后,经过简易装修改造为小户型公寓,然后再把它们整栋地分派给团伙骨干进行出租打理。团伙骨干又拉拢亲朋好友及团伙成员,利用网络平台,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虚假价格和虚假房源照片发布招租信息吸引租客,并在租客首次咨询时故意制造房源紧张的假象,诱骗租客一步步缴纳定金(一般为500-1000元不等)。

在租客缴纳定金之前,对租赁合同中故意设置的明显不利于租客要回押金的门槛条件或明显有失公平的条款绝口不提,随后在租客实地看房发现房源与实际并不相符等问题后,以定金不退等方式逼迫租客签约就范。在与租客签约时,召集社会闲散人员围住租客,通过催促、隐瞒及“软暴力”等方式诱骗、逼迫租客签约。“曾有租客反应,签约时,有六七个花臂金链大汉围在他的身旁,迫于压力往往就不会细看合同条款,草草签约了事。”办案民警介绍说。

在租客实际履租期间,团伙成员周某强擅自篡改租客用水用电数据,随意骗取水电费,如不就范便召集社会人员威胁租客,蓄意制造滋事氛围,逼迫租客尽快搬离。该团伙刻意制造条件故意造成租客违约,并以此为借口强行扣取租客押金,且在租客退房时巧立名目,收取多项合同以外的卫生费、注销费、折旧费等费用,还通过上述一系列方式逼迫租客搬走,以提高租客转换率,从而进一步提升“利润”。

“清房”行动收网

52名涉案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11月14日14时许,在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下,专案组开展“清房”统一收网行动,以龙岗坂田街道为主战场,先后抓获包括吴某、宋显某、李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内的80余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账本一批。

经查,该犯罪团伙对其强迫交易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初步核实案件 30余宗,警方对其中涉嫌犯罪的52名嫌疑人予以刑拘,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警方敦促涉案在逃嫌疑人投案自首。

办案民警介绍,此次行动是深圳市首次对涉“黑房东黑中介”强迫交易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的集中统一打击,对重构健康有序的房屋租赁业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受骗者多为来深务工人员

警方提醒对价格过低房源要谨慎

据了解,办案民警通过大量调查走访发现,此类警情涉及全市多个区域,受骗上当的多为初次来深务工人员,或是刚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的外地青年。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加之人生地不熟,他们往往在个人权益被侵犯后选择息事宁人。

办案民警提醒广大租客,对于价格明显较低的房源要提高警惕。其次在看房前切勿随意缴纳押金,以免受制于人。最后,签约前对于合同条款也要核对仔细。而签约后,发生纠纷时也不必因为有合同存在而觉得理亏,一些存在明显霸王条款的合同在法律上也会被视为无效合同,要勇于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新电信诈骗!一觉醒来,卡里2万块没了!警方:建议睡前开飞行模式

眼睛一睁一闭,钱没了!

你可能会想,开什么玩笑?

可是,这样的“梦魇”却成了现实…

01

睡梦中银行卡内钱被转走

今年8月、9月以来,四川德阳什邡公安局陆续接到4名某公司“E宝”客户的报案,其注册“E宝”APP的手机号在凌晨时无故收到一些包含数字验证码的短信。

次日,他们发现自己E宝”APP绑定的银行卡内的钱被转到支付宝、京东、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并全部被消费或以转账的方式划走。

“最少的18元,最多的6.5万。”办案民警介绍,案发后,什邡市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通过梳理后发现:自今年2月起,什邡市先后发生类似案件50余起,涉案金额近60万元。

“早上一觉醒来,发现银行卡上2万多元钱不在了。”受害人陈女士介绍,7月27日凌晨3点左右,她的手机收到了多条内容为验证码、转款消费之类的信息,自己的银行卡上莫名转了7、8次钱。

另外一名受害人王先生,不仅卡上3000多元被转走,嫌疑人还利用他的信用贷款1.2万。

乔女士是“E宝”客户。她介绍,8月下旬,自己陆续收到了“金数据”验证码,当时没有在意。8月26日,她的银行卡内的3.6万元陆续被转走,这才发现有人用她的保单从保险公司贷款,并被莫名转走。

02

新型诈骗手法“嗅探”出现

什邡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李小虎介绍,着手案件调查时,都以为是传统的电信诈骗案件。奇怪的是,调查效果不明显。后来深度研判发现,“这是当前网络犯罪中最新型的一种作案手法。”

随后,民警综合多名受害者的经历发现该案有3个新特征:

第一,犯罪分子都是在凌晨集中作案,受害人处于静止状态下;

第二,案发地集中在当地城区人口集中的东门桥,半径在600米范围内的圈状区域内;

第三,案发时,不需要受害人有任何操作,如在微信、支付宝等买卖、转款、甚至贷款。不同于传统的电信诈骗还有威胁、引导等互动。

民警弄清作案手法后,与深圳龙岗、浙江湖州警方联系,共享情报,并通过对大量的数据集中研判查明,犯罪嫌疑人利用“GSM劫持+短信嗅探”技术。

短信“嗅探”技术,就是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的情况下,通过植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伪基站的方式,获取用户的短信内容,实施银行卡盗刷。

犯罪分子截获的短信内容中,就包括来自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移动运营商的短信验证码。这也是当前网络犯罪中最新型的一种作案手法。

03

破获全省首例“嗅探”案

11月初,在德阳市局技术部门的协同配合下,什邡市局逐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吴某、张某某和李某。11月7日凌晨6时,警方在什邡市一宾馆内将3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缴获作案工具“嗅探”设备1套、手机7部、银行卡30余张。

经查,吴某、李某与张某某系无业人员。在2017年,吴某在网上发现了“嗅探”技术,今年2月,他伙同张某某、李某,深夜时分前往什邡城区人员密集处,利用“嗅探”设备盗刷他人银行卡,他们诈骗所得来的钱财主要用于网上消费、购买彩票等。

据李小虎介绍,这是全省首例利用“嗅探”技术盗取资金的团伙案件。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04

警方提醒:看到短信立即关机

“手机短信都是2G信号,因此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是利用短信来获取消息。”办案民警介绍,为成功劫持信号完成短信嗅探,不法分子有时还会干扰3G和4G信号,强制让用户“降维”到2G网络状态。

警方建议:

遇到收到这样的短信要立即关机,避免让对方获取位置信息。或者晚上睡觉前将手机开启飞行模式的状态。

同时,不要绑定银行卡,如果需要手机支付,可以在使用的时候绑定,不使用时取消绑定。

为什么扶贫几十年,穷人反倒“越来越多”?

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扶贫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的数量还那么多?这个问题既好回答也不好回答。有人可能会假想扶贫的钱没有真正用在扶贫上,也有人认为富人越来越富,掠夺了穷人的财富。对于贫困和扶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很难回答为什么穷人反倒越来越多这个问题。

而且,扶贫这么多年,穷人真的是反倒越来越多吗?

▌数字的迷思和穷人的命运

实际上,贫困既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再生产品。改革开放之前,从物质角度看,社会存在普遍的贫困。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实施扶贫战略,但因穷人太多,没有财力照顾到这么大的群体,只能选择其中最贫困的群体。如何知道哪些是最贫困人口?为此,中央政府制定了一个贫困线,也就是说,收入低于这个线的人就算是穷人。

1978年的贫困线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00元人民币。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每个月10元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按照每人每年100元的纯收入,197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为2.5亿。1985年,贫困人口减至1.25亿,到1990年,贫困人口减到了8500万。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90年代的贫困人口就已经降到一亿以下了。

1993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目标是到2000年解决8000万贫困人的温饱。“八七”扶贫攻坚结束后,国家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就给公众留给了我们没有贫困人口了的印象。这一印象也有其客观性,改革之前的普遍贫困现象的确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认为贫困问题基本解决的印象,则是“数字变化”的结果。

虽然90年代贫困线不断调整,2000年的贫困线已达到了625元人民币,但这更多地是因为物价上涨的调整。实际的标准并未提高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按照极端低的贫困标准来估算有多少穷人的。标准低,穷人数量就少,自然穷人数量的减少就会相对容易。

例如,1993年的贫困人口是8000万,这是按照低贫困线统计的数据。2000年,按照这个数据,政府宣布贫困人口的温饱基本解决。但是,如果按照现在2300元的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就会有超过5亿多贫困人口,按照这个人数,到2000年,政府无法宣布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同时,贫困线的高低,一方面有着客观的需要,例如究竟多少钱才能维持生活,但同时,政府也要考虑财政的能力、业绩是否可以达到等等不同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有专业的机构和专家进行研究,难懂的数据收集和各种数学公式的计算将一般公众挡在在知情的大墙之外,“贫困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也借助专业知识,从一个客观的现实逐渐演化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公众迷失于不同的数据,农村的人口则只能被动地在政府划定的收入范围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长期维持低贫困线造成了公众实际认同和国家官方宣传之间的断层。由于采用低的贫困线,造成很多人口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上,但仍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2008年,政府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将贫困线调整为1196元,这样贫困人口增至4000万。

▲ 不同年份贫困标准线及贫困人口数统计。

2012年以来,新一届政府秉持“到2020年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的理念,开始全面关注贫困问题,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如果按照原有的贫困线,就只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但同时,在媒体的报道中,很多农村依然非常贫困。这是因为低的贫困线,给出了穷人少的印象,而实际很多在贫困线之上的人口也很贫困。所以如果不调整贫困线,一方面将影响政府的信用,另一方面,到2020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如果依然还有庞大的贫困群体存在,也会带来更大的信用问题。

因此,贫困线被大幅提高,按照2011年的购买力,升至2300元。这次调整比较符合中国贫困的客观实际。

由于贫困线大幅提高,贫困人口数量猛增到1.24亿。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疑惑上个世纪贫困没了,如今又出来了1.24亿贫困人口的原因。

可见,公众的不解来源于不同时间贫困数字的变动,而非贫困人口实际增减的真实情况。穷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如何制定这个数据政治经济考虑的影响。如果你是处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体,就有可能得到支持,而处于线上的群体可能就被排除。

那么有谁能认为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以下的是穷人,而低于2800元的就不是呢?或者说,如果没有严格的记账统计、专业的调查,在农村如何知道谁家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呢?数据的游戏不仅产生了某种排斥,同时也产生围绕着谁是穷人的社会博弈。

▌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里讲的“数字变化”并非要否定我们的减贫成就。

按照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估算的国际最新贫困线标准(一人一天1.99美元)计算,中国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是88.3%,而按照2011年我国2300元贫困线标准计算,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则为90%,两者相差不大。

到2010年,按照1.99美元计算,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2%,而按照中国新的2300元贫困线则下降到17.2%。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全球的比较标准和中国新的贫困线估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基本上从80%-90%都是贫困的状态,减少到现在只有11-17%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的状态。这个成绩是很高的。

对于全球来说,中国减贫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按照此前国际贫困线一人一天1.25美元估计,1981年到2005年,全球共实现减贫5.19亿人口,也就是说在这25年中,全世界共有5.19亿人口的收入提高到一天1.25美元之上。但是如果把中国的减贫数据减去,全球的贫困人口反而会净增加1.09亿。国际社会一直都把全球减贫的成绩归咎于他们的努力,但是很多人都用这个数据来质疑这个结论。总的来说,中国减贫成果是中国人自己的成绩,国际社会的贡献很少,国际社会的援助对于减贫的贡献几乎没有。当然这也是数据的游戏。

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

这个数据相信很多学者也无法估算。单就收入衡量的数据看,结合世行的国际贫困线和我们最新的贫困线估算,从1978年到现在的30多年中,按照国际贫困线1.25-1.99美元计算,我们大概减少了将近6-7亿贫困人口,估计存在5000万到1亿的贫困人口。

这只是按照收入计算的估计。贫困不仅仅是个收入的问题。即使有人每年纯收入高于2300元,但是由于医疗、教育和其他的开支造成了欠账,也会再次陷入贫困。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在我们估算贫困人口数据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如果按照多维度,如资产,教育,卫生和其他方面来衡量,中国的减贫人口的数量不会像现在估算的这么多。

▌贫困人口会消失吗?

国家提出“到2020年实现按现在扶贫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很多人问,到时候就没有贫困人口了吧?我说,这要看如何界定贫困了。

如果目标是,到2020年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人口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标准,我估计没有穷人了。但是,贫困是个相对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处于底层的群体,不管他们收入有多高,依然属于这个社会的贫困群体。

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阶层也在变化。有的今年处于贫困,过几年脱贫了;还有的现在富裕,过几年又贫困了。所以说,贫困是相对的,不会消失。衡量贫困的指标也会不断变化,过去吃不饱算贫困,现在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算贫困。

只要人类社会的的分化不消失,贫困就不会消失,因为社会分化和分层很难消失,所以贫困也就很难消失。有多少贫困人口数量和什么状态算是贫困并不必然取决于客观上有多少真正的贫困人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在其政治经济的博弈中愿意承担多少道义的责任。

一般来说,一届政府在结束其任期时,可能会根据现实考虑而宣布消除了贫困,新一届政府也可以把消除贫困作为其业绩的内容,再次宣布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可以消除,可以减少,也可以增加。贫困人口的数字不必然反映真正有多少穷人,穷人是不是穷人也不必然由穷人自己说了算。

贫困户求“别再打扰”,哪里出了岔子?

最近,一张贫困户家的“门前照”火了,有些许年代的木质大门紧闭,旁边斑驳的红砖墙上,是几行毛笔字:“各位领导:本人已脱贫,请不要再来打扰了”。

乍看之下,这幅场景会让人误以为是恶搞,但背后的现实却让人心情沉重:据微信公号“侠客岛”透露,照片背后的实情是当日上门的扶贫干部自掏腰包,买了一壶油、一袋米,“私车公用”翻山越岭来贫困户走访,结果却吃了闭门羹。

一边是扶贫干部长途爬涉“送温暖”,一边却是贫困户冷冰冰的“别再打扰”,这着实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贫困户的做法,或也超出了一般人对于被扶贫者心态的惯常理解——帮助你脱贫,你怎么还会不领情?

但倘若留意过媒体和相关部门曝光或披露的一些扶贫乱象,对此现象或就不会感到那么惊诧和难以理解。其背后可能折射的是当前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一个突出弊端,那就是,在个别地方的扶贫绩效考核指挥棒下,扶贫干部的考核任务与贫困村民实际需要的扶贫之间,出现了断裂或是脱节。

从过往公开的案例来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者,贫困户获得扶贫资源的成本偏高,这包括扶贫干部反复的拜访、信息确认,以及填写各种表格,提出各种要求,甚至是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上面的调查。长此以往,这种繁复的程序和要求,实际上让扶贫有变成扰民之虞,反而影响到贫困户正常的生产生活。

此前媒体报道,部分基层扶贫干部吐槽被微信工作群和所谓“工作留痕”考核绑架,其中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现在去下乡,进村第一件事,不是去村委会布置工作,而是先到挂点的贫困户家去和他合个影……”显然,这样的考核,不仅让扶贫干部疲于应付,也间接连累了村民,并可能伤及他们对扶贫工作的认同度。

二来,扶贫工作迟迟难以让贫困户体验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甚至由于工作不当,给农户造成损失。有媒体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西部某地为帮助民众脱贫,当地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类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7万只,造成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当扶贫定位不清、方法失当,贫困户对扶贫工作失去信任,极端者挂出如前文所示的“门前照”,就毫不让人意外了。

因此,面对“门前照”一事,扶贫干部及当前的扶贫考核制度设计,都应该要有所触动和警醒。一方面,扶贫考核要更接地气,因地施策,无缝对接好贫困户的真实需求,不能让扶贫干部完成考核与让贫困户脱贫,成为不相干的两回事。

另一方面,扶贫政策和具体的执行,也得关照好贫困户自身的心态和感受。不能自恃是扶贫者、帮助者,是“为你好”,就固执认为贫困户理所当然应该无条件的配合和承受压力甚至代价。特别是当前进入扶贫攻坚的冲刺阶段,各地的扶贫压力也到了最大的时候,更得避免各种压力传导过多的施加到贫困村民的身上,引发不必要的抵触情绪。